东汉虽然频繁出现年幼继位的小皇帝，但皇权始终由太后掌控网上配资平台配资门户，没有落入地方豪门集团的手中；当皇帝成年后，皇权又往往能被重新夺回。相比之下，曹魏的皇权则被司马家族牢牢控制，导致了朝代更替几乎成为必然。
东汉在195年期间，先后有14位皇帝登基。除前三位皇帝外，其余皇帝中年龄最大的汉桓帝当时也只有14岁，最小的汉殇帝甚至刚出生仅百日。年幼的皇帝无法亲自掌权，皇权便必然旁落于大臣或权臣手中，而获得权力的这些大臣绝不会轻易放权。因此，历史上出现的两种结局：一是成年后的皇帝重新夺回皇权；二是权臣彻底架空皇权，完成政权更替。
皇帝重新夺权的过程往往极其艰难。以汉宣帝为例，他直到大权臣霍光去世后，才敢真正对霍氏集团发起反击。东汉期间连续出现11位娃娃皇帝，这背后隐含了十多次皇权回归的奇迹，否则东汉早该如曹魏一般分崩离析。
展开剩余81%而司马家族仅用了短短16年时间，就跨越了三个关键阶段：司马师废黜曹芳，司马昭杀害曹髦，最后司马炎废曹奂实现了改朝换代。实际上，这一结局自曹芳七岁即位之时就已注定。
为何东汉尽管出现了众多年幼的皇帝、短命的统治者和被权臣毒杀的君主，仍然能维持近两百年稳定，而曹魏却因一个小皇帝而无法挽回颓势？关键在于曹魏权力结构过于单一，缺乏东汉所拥有的外戚、宦官与士族三股势力的均衡支撑。
东汉的外戚政治实际上避免了皇权的完全旁落。外戚政治常被视作皇权旁落的代名词，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，忽视了太后虽然代表外戚利益，却首先是皇权的代表。太后与外戚利益并非完全一致，而是紧密合作，实质上外戚是太后行使皇权的工具，而非皇权的主宰。
例如窦宪，他虽是大将军，率兵击退匈奴，建有“燕然勒石”之功，但军权实际上掌握在他妹妹窦太后手中。窦太后依赖窦宪，但同时需平衡其他派系力量。再如汉灵帝死后，皇权掌握在何太后手中，她与哥哥何进既合作又矛盾，尤其在对付宦官势力问题上，兄妹俩发生激烈冲突。何太后依赖宦官维系权力，而何进则想铲除宦官以削弱太后势力。
我称东汉权力结构为“三元对立”，而曹魏则为“二元对立”。东汉皇帝虽不掌权，但外戚政治保障了皇权不会被外朝完全架空。成年皇帝逐步与太后争权，太后们被迫交出权力，皇权得以回归，同时新的外戚势力又随之诞生。东汉的十几位小皇帝，除早夭者外，几乎都经历了这一循环过程。
因此，东汉的外戚一直充当皇权的临时保管者角色，虽权势显赫但极易被摧毁。相比之下，曹魏则失去了这一“保管员”，皇权直接落入豪门集团手中。豪门集团不同于临时管理者，他们的权力是世袭传承，导致皇权变成司马家族的私产，无法轻易交还。
东汉宦官势力则成为皇权的坚定支持者。皇帝年幼时不懂权力之美妙，成年后深知其好处，便一心想从太后手中夺回皇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光武帝、汉明帝和汉少帝外，多数太后并非皇帝生母，这使得成年皇帝对太后的限制并不手软。
由于太后与外戚利益不完全一致，太后需依靠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宦官因此在后宫获得蓬勃发展。宦官在特定环境下天然支持皇权：当皇帝年幼，他们辅佐太后掌权；皇帝成年后，很多宦官转而效忠皇帝本人。
这样便形成了后宫内太后、皇帝与宦官的“三国演义”局面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成年皇帝们多依靠宦官势力发动政变，从太后手中夺回皇权。太后失势后，外戚势力也变得无力，皇权遂得以回归。这正是宦官势力令外朝大佬头疼的原因，因他们只能眼睁睁看宦官借皇权呼风唤雨。要分享皇权，势必得先剿灭宦官，这也为东汉末年“十常侍之乱”埋下隐患。
反观曹魏，皇帝孤立无援，太后权势微弱，宦官更无地位，皇权早已被外朝势力架空，直接成为司马家族掌控的目标。
东汉的士族阶层阻止了权力的高度垄断。东汉建国初期以开国功臣集团为核心，豪门家族轮流作为外戚占据外朝要职。后期，以袁氏、杨氏、陈氏、荀氏、司马氏为代表的关东士族集团逐渐形成强大的豪门政治，而早期的军功集团则在皇权的反复打压下逐渐衰落。
因此，东汉的权力模式是一种皇权与豪门集团共享的格局。虽然皇权不强，但由于豪门集团间的内耗与竞争，没有任何家族能实现权力垄断，保持了一种动态平衡。
曹魏则不同，掌权者是门阀家族，且“阀”字本身就意味着高度的垄断。例如司马家族不仅掌控军政大权，还使得早期关东豪门沦为附庸，失去了对他们的制衡。更糟糕的是，曹操的子孙无力自立，只得将权力交予“伪曹氏”曹爽。
这也反映了曹操“理念过于超前”的局限性。曹氏本非豪族，且曹操极力反对豪门政治，试图构建庶族政治体制。但这是一个豪门政治盛行的时代，曹操的理想与现实脱节，加之曹丕对宗室的压制，使得曹氏家族一直处于政治边缘，为司马家族等门阀势力崛起铺平道路。
“单极世界”的最终结果显而易见，司马家族几乎必然改朝换代。故历史不应仅从少数皇帝的得失看待，事实上，曹芳因反抗被废，曹髦因武力反抗遭弑杀，他们个人能力丝毫不逊于东汉皇帝。所谓“时也、势也、命也”，终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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